《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摘录

《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摘录

简介

《厌女》不是一部纯理论性著作，而是运用女性主义理论针对日本当代的各种社会现象的实践性分析。《厌女》处理了广泛的日本题材，其中既有文学性的，比如谈到小说家吉行淳之介、永井荷风、林真理子等，更多的则是社会性的。上野千鹤子谈到的许多现象，尤其是家庭的、婚姻的，在中国也有很类似的情况。知性的读者会从这些论述中获得强烈共鸣并得到理论上的指引。

正文

1. 在性别二元制的性别秩序里，深值于核心位置的便是厌女症。在这个秩序之下，无论男人女人，无人能逃离厌女症的笼罩。厌女症弥漫在这个秩序体制之中，如同物体的重力一般，因为太理所当然而使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2. 不过，厌女症的表现形式在男女身上并不对称。在男人身上表现为“女性蔑视”，在女人身上则表现为“自我厌恶”。

3. 其实，他们反应的不是女人，而是女性符号。

4. 好色的厌女症男人都喜欢娼妓。他们的喜欢，并不是把娼妓当作人来爱。他们喜欢的，是对用钱买来的女人的任意玩弄和控制，让她们甚至身不由己地主动服从自己。

5. 女人是会轻易地屈从于权力、财富和权威的。

6. 接到电话就赶来的女人，只是冲着艺人的名气，不是因为他的人格或身体。因为是名人便欣然前往的女人，与等候歌星，球星叫陪床的追星粉丝没什么两样。对于打电话的男人，女人换谁都无所谓；同样，对于女人，对方也不是一个特定人格的人，只是一个符号。这个道理，男人当然完全懂，但他还是会因为有女人愿来而得到安慰治愈。这时，男人想要确认的，不过是自己的名声权力的符号效应。我当时的感想是，男人的性倾向已经异化到这种程度了吗？

7. 有些标榜反世俗姿态的所谓“性探索”小说，其情节展开与色情文学的常规套路相似得令人吃惊。色情文学的铁定规则是：第一，女人是诱惑者；第二，女人最后一定被快感支配。这种结构手法非常好懂。首先，“是女人先勾引我，可不是我的错”。男人的欲望由此得以免责。然后，即便是把不情愿的女人强行推倒在地的强奸，最后还是以女人的快感结局，仿佛在说：“怎么样，你不也有快感了吗？”好像女人的性器是可以把所有的痛苦和暴力都转换为快感的无底黑洞。为男性读者制作的色情文学，最后终点不是男人的快感，而是女人的快感，这个现象看似矛盾，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谜。因为，女人的快感，可以成为测定男人性能力达程度的指标，也是男人对女人的性支配得以完成的地点。“我那活好，女人离不开”，不想这样夸口的男人，有吗？

8. 对男人来说，这种话语不过是一种便利；可对于女性，却成为一种压迫。因为女人会想，“我不能像吉行笔下的女人那样得到快感，是不是意味着作为女人我还不够成熟？”让女人去读吉行的男人们，不过是想大量产出便利于自己的女人。

9. 就像萨义德对东方主义所言，不把男人的作品视为“关于女人的文本”，而是当作“关于男人性幻想的文本”，那么，便会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10. 女人的价值由男人的选择而定（据说如此），可男人的价值不是由女人的选择来决定的。在这一点上，异性恋的秩序，对于男女是不对称的。那么，男人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在男人世界里的霸权争斗中决定的。

11. 男人喜欢成为英雄，女人喜欢成为英雄的男人。若想得到女人，更为快捷的方式是先在男人之间的霸权斗争中获胜。英雄身边美女成群。

12. 男人之间的性爱关系被称为“同性恋”（homosexual），为与这种同性恋相区分，将不带性爱关系的男人之间的纽带称为“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male homosocial desire）的，是塞吉维克。

13. 于是我们得知，担保一个男人成为男人的，不是异性的女人，而是同性的男人。男人的性主体化，需要的是认可自己为男人的男性集团。正如拉康一语道破：“欲望乃他者之欲。”男人是通过模仿其他男人的性欲望而成为性主体的。所以，成为男人的途径没有任何多样性。下流话成为一种固定格式，绝不可能成为第一人称“我”的话语，理由就在这里。男人那么拘泥于勃起能力和射精次数，是因为只有那才是男人之间可以比较的一元化尺度。

14. 所谓性的双重标准，是指面向男人的性道德与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样。比如，男人的好色被肯定（如吉行淳之介、永井荷风等），而女人则以对性的无知纯洁为善。

15. 结果就是，性的双重标准将女人分为两个集团。即“圣女”与“荡妇”、“妻子母亲”与“娼妓”、“结婚对象”与“玩弄对象”、“外行女人”（性行业以外的女人——译者）与“内行女人”（性行业中的女人——译者）等常见的二分法。每一个现实存在的活生生的女人，都有身体有灵魂，有子宫有阴道。可是，“用于生殖的女人”被剥夺了快乐，异化为仅仅为了生殖；“用于快乐的女人”专为快乐服务，异化为远离生殖。带着孩子的娼妓，就是因为扰乱了这个界线而让人扫兴。

16. “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是支配统治的铁定法则。支配者总是将支配对象分离隔断，让他们相互对立，绝不允许他们之间产生连带感。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就是来自男人的“圣女”与“娼妓”的分离支配，再加上阶级与人种的裂隙。

17. 如果对特定的女人“认真”，就不能把她看作性对象；反之，如果视为性对象，就等于对她“不认真”。这个两难困境，男人自己深陷其中。

18. 无论男女，婚姻都是一种两家结盟的交换行为，目的是使双方的社会资源最大化，所以，男人期待正妻的门第和财产。也正因为如此，将娼妓赎身迎娶为正妻、与女仆私通将就成婚之类的行为，都是坐失“资源最大化”机会的愚人之举。

19. 身分不明的女人单凭美貌便能爬上阶级阶梯的灰姑娘的故事，不过是近代的幻想，在真正的身份制社会中是不可能的。

20. 以厌女症为核心机制的社会，被称为父权制。

21. 到近世为止在平民中通行的各种继承家业的惯例，如长女当家的女系继承、收育养子、女性户主等等，全被重视男系的明治民法和户籍法抹去了痕迹。

22. 母亲的不如意，与自己无法改变现状的无力感混为一体，母亲一边诅咒自己的人生，一边又将同样的人生强加给女儿，引来女儿的憎恶。女儿一边视母亲为“不想成为那样的人”的反面教师，但同时也知道想要解除母亲的束缚必须借助他人（男人）之力，对这种只能委身他人的人生深感无力，而且，她还预感到，自己委身的那个男人，或许与不合理地支配母亲的父亲一模一样，为此而恐惧不安。徒劳地看不到出口的无尽循环。

23. 社会上一边对成为母亲的女人道喜，没做母亲的女人则不被当作“成人”对待，但却一点也不去分担母亲承受的重负。女人也许为当上母亲而喜悦，但要意识到为之付出的代价之大，是在孩子出生之后。

​ 当然，这里必须加一个条件，即，在“近代家庭”制度之下。在近代之前，支配阶层的女人只管生，孩子生下以后自然有人来养；而下层百姓家的孩子则无需费时费心，自然就会长大。前近代的女人们，大概没有近代之后的女人那么多烦恼吧。而且，在一切都被决定、女儿只能有与母亲一样的人生的社会里，母亲和女儿无需相互竞争。或许可以说，前近代的女人们有苦劳，但没有苦恼。

对于自己付出的代价，母亲想让孩子来补偿。如果是儿子，补偿方式简单明快，即“出人头地”，将母亲从蛮横粗暴的父亲手中拯救出来，终身恭顺孝养。在父权制度之下，母亲的最终胜利和最大报酬，就是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恋母情结的孩子，让儿子继承家业以后，自己登上“家业继承人之母”，即皇太后的地位。

女儿呢？女儿早晚要出嫁成为“别人家的人”，对女儿的投资不过是白白扔进阴水沟，不能期待投资的回报。可是，这种“常识”已经是稍前一个时代的事了。现在，女儿终其一生为母亲的所有物。并不因为出嫁了，女儿便可以免除娘家父母老后的护理义务，母亲也指望女儿来照料自己。在过去10年里，“希望接受护理”的家庭成员顺序中，第一位从儿媳变成了女儿，与此相应，实际上有女儿护理父母的比例也增加了。

于是，出现了母亲在现实中依赖女儿、口头上却要否认的现象。有的女儿代替身为长男的弟弟收留照料母亲，母亲却终生一直叹息：“让女儿照料自己，我好可怜。”女儿听到的是母亲的哀叹，而不是被感谢，却还得继续照料下去，实在很悲哀。

24. 女生进工科和经济系的很少，这是因为母亲一代在结婚前有过办公室白领职员的经验，她们深入骨髓地懂得，在需要集体协作的职业领域，是没有女人的位置的。所以，她们劝女儿去寻求只要有了资格便能单干的职业。

25. 同时，对于母亲，女儿仅仅实现了“自己获取的价值”是不够的。如果女儿没有得到“他人（男人）给予的价值”，母亲的野心就尚未完成。母亲之所以为母亲，是因为她实现了被男人选上的价值（即使并不满足）。如果女儿没有实现这一种价值，不管她多么能干有为，母亲也可以一生都不把她当作一个成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把女儿当成人，同时也就是确认女儿还停留在自己的领地里。没有当上母亲的女儿，即没有像自己那样背负作为母亲的辛劳的女儿，母亲绝不会承认她是一个真正的成人。

26.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为“洛丽塔情结”一词的来源，在这本小说中，12岁的洛丽塔被描写成摆出媚态诱惑男人的“坏女孩”，这种描写为男人准备了借口：“是那个孩子在诱惑我，我抵挡不住啊。”小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描写了在伊斯兰教管制下的德黑兰教英国文学的女老师和女学生们一起偷《洛丽塔》的故事。伊朗的年轻女读者们没有落入纳博科夫的“男人话语”，她们准确地看出：“这不是性骚扰小说吗？”对于一个12岁的少女，当她被放在对自己露骨地表现出性兴趣的男人家中，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生存策略吗？她不过是在一个被迫的环境中“巧妙地”行动而已。可是事后，男人一方却指责“那个孩子是个坏女孩”，把它说成是一个“诱惑者”

27. 她说，女人不生孩子是因为分娩很痛。看到这位30多岁的女人的真心话，我不由得心想：哎呦，说这种话是犯规的呀。她这么说，其实是一种自我韬晦吧。说“因为怕痛所以讨厌生孩子”，是为了让人摇头“女人的理由就这么无聊”。她的真心话应该是“不需要也不想要孩子”，而这才是真正的“禁忌”。因为，不想要孩子的女人一直被视为没有做女人的资格。在报纸的随笔和投稿栏里，应有的话语是：“无论怎样的阵痛，一看到孩子的脸庞，顿时烟消云散。”讨厌孩子的女人是丧失了母性的缺陷品，一旦做了母亲，想法自然会变——应该如此。

28. 所以，对名门女校来说，共学化不是一个值得欢迎的选择。而且，女校文化的环境本来能够自然地培养女生的积极性和领袖才干，这一长处也因共学化而丧失。名门女校在共学坏的选择面前显出犹豫之色，是有道理的

可是，女校并非社会的真空地带。女生们知道，只要迈出学校一步，四周全被“男女同校文化”包围。所以她们放学时要把运动服换为校服的裙子。不仅如此，对女校内部，我们也不能幻想为一个充满少女们无忧无虑的欢声笑语的纯净花园。在那里面，展开着围绕“女人味”的霸权争斗。不同于男人同性社会，女人世界里的霸权斗争更加扭曲。

29. 在男人世界里，价值标准是一元的，“让男人倾倒”的男人，女人也会为之倾倒。金钱和权力，是衡量男人价值的最明快易懂的尺度。男人喜欢钱与权，女人喜欢有钱有权的男人，那个堀江贵文豪言“女人跟着钱来”，诚哉斯言。

30. 可是，女人赋予女人的价值，与男人赋予女人的价值相比，位居次等。酒井把没结婚的女人称为“败犬”，背后便有这种意识。即，女人有两种价值，一种是靠自己挣来的，另一种是被他人（=男人）赋予的，后者的价值高于前者，所以，没结婚的女人被称为“败犬”。因为，结婚是女人被男人选上的登记证。

31. “学业分数”与“女性分数”常常不一致。不仅如此，在对学校文化的研究中还发现，这两种分数之间存在着“分裂相生”的关系。“女性分数”高的女生，周围原本没有期待她的学业，因为她已经拥有生存下去的“替代资源”。西蒙娜波伏娃自述，她从小就被父母拿去与漂亮的妹妹相比，一直被教导：“像你这么难看的女孩，不好好学习还能怎么办？”学业分数被期待为对“女性资源”匮乏的弥补。反之，学业分数低的少女则试图以“女性分数”为“替代资源”来立于学业优秀的女生之上。对成绩好的女生，她们嘲笑其“女性资源”贫乏，挖苦她们是“丑女”“不懂男人”，同时她们自己积极的投资时装化妆品等“女性资源”，不过，“女性分数”不是靠自己挣来的，归根到底是被男人选择（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由男人赋予的价值，所以，思春期的少女们走向性早熟的行为，越出学校文化的规范。由此出现了一个“矛盾”现象，貌似反抗学校文化的早熟少女，却成为男人社会里始乱终弃的性客体。

32. 学业分数、女性分数、被女人接受的分数，三者的关系是扭曲的。女人的世界被这数种尺度分离隔断了。正因为如此，女人不会去建立一个像男人那样的、可用一元价值尺度测量的同性社会性的世界，也建立不起来。

33. “平等法”之后的女人，必须取得作为个人的成功和作为女人的成功，若没将两者都实现，绝不能被视为一个完整的成人女性。

34. 人们都会认为，卖娼的金额是娼妓被标上的价格。可是，卖娼的反面是买娼。男人支付的金钱，也是男人对自己的买娼行为所标的价。付给A子5000日元的男人，不但给A子的性标价5000，反过来也是对自己的性欲标了同样的价格。对“想得到满足想到那个地步的男人可怜的性欲”，A子标了5000日元的价格。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她对为了性欲的满足不得不依赖女人到如此地步的男人的悯笑。

对于不付钱的男人，娼妓绝不让他们干。即使是如同“扔进阴水沟”的性，也不是无偿的。乔凡娜弗兰卡德拉科斯塔在《爱的劳动》（The Work of Love）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妻子的姓名是“无偿劳动”。与不能对政府说不得妻子们相比，绝不白白地让男人们干的娼妓，是拒绝男人剥削的、有尊严的独立之人。这时，娼妓给自己标的价，同时也就是给男人标的价。“甩不出这么多钞票来打我的脸，你就别想随便把我怎么样。”对娼妓和对嫖客来说，性的价格所具备的意义全然不同。

35. 一面将女人还原为性器官，一面又不得不依赖女人来满足欲望——最诅咒男人性欲这种作茧自缚的构造的，其实是男人自己吧。

36. 职业娼妓在“性”之外加上“故事”，是为了提高“性”的附加价值。

37. 名流富人们或者叫高级应召女郎，或者用钱买女模特女艺人。如果我们把这种行为视作他们给自己性欲所标的价，就很好理解了。他们通过显示（自己说给自己听）“我只对带有附加价值的女人发情”，来向自己（和其他男人）证明，自己的性欲与那些“不花钱的性欲”不一样（自己的性欲才是高级的）。

女人那边就更好理解了。想把自己高价出售，不管是终身契约还是一次性消费，性质一样。想嫁名流富人的女人高估了“男人赋予给女人的价值”。正因为她们高估了，所以即使遇到家庭暴力，也不会从那个位置上退下来。她们害怕一旦退出那个位置，自己就什么也不是。

据说，衡量男人成功的一个社会指标是拥有“美人妻”。其实更准确地说，是“花钱的妻子”。这是男人为了炫耀：我的性欲不是随便就能满足的，满足我性欲的女人需要花这么多钱来维修保缮。在美国，这被称为“花瓶妻”（trophy wife），是胜利的奖赏。于是，富人妻要孜孜不倦地花钱美容、保养着装，因为那是衡量丈夫地位的指标。她们通过这种方式，证明她是与丈夫匹配的女人。给丈夫赋予价值的，是她自己。

一次性消费单价很高的女人也是同样道理。将自己高价出售，就是女人高估了“男人赋予给女人的价值”。她们要显示“我可不是把自己贱卖的女人”，不管男人支付的是现金、昂贵名牌还是法国大餐，性质全都一样。她们从中体会让男人为自己掏腰包的快感。这种行为就是通过男人给自己出的价格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反言之，是女人自己给人男人那个价格。

38. 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性是有阶级色彩的。

39. 由此重新去看桐野所说的“成为娼妓的种种理由”，便会发现，那全是“男人视角的解释”的变种。对佐野的解释提出异议的“女性读者”，先指出“佐野是站在男人一方的看法，其实不是那样的”，然后，她提出了“是A子在给男人标价“的解释。

40. 她们的目的，是因为那种表白会让对方自以为懂得，从而可以不把自己的内心更多地暴露给陌生人。

41. 想以“性的认可”来解释少女卖娼“动机”的，到底是谁呢？是向“寻求性的认可”的少女们“给予认可”的男人们。对女人的存在“给予认可”的，总是男人。从“性的认可”的解释中最能得到安慰的，应该是对很多卖娼少女给予了“认可”的宫台本人吧。「注：“性的认可”——关于少女卖娼的动机，宫台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性的认可”。他说，在家庭和学校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少女，从男人对自己的需求中，获得了在家庭和学校未能得到的承认。前面我提到过桐野说的“成为娼妓的种种理由”，宫台指出的少女卖娼的动机符合其中的以下两项：“想趁身体值钱时卖个好价赚一笔”“因为过度自卑而想通过对男人有用来确认自我价值”。

42.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男人的性欲就像“兽欲”一般，是一种动物的本能。恰恰相反，这意味着男人的性欲是如此被条件规定了的文化产物。

买娼的男人买的不是女人，而是“女人”这个符号。正因为男人是在对符号发情、对符号射精，所以买娼才是自慰行为之一种。

那么卖娼的女人卖的又是什么呢？他们卖的是“成为物品的自己”（或者说“成为他人所属品的自己”）。通过“成为物品”，女人将向“物品”射精的男人解体、还因为单纯的性欲。由此男人憎恶娼妓，娼妓轻蔑嫖客。

43. 酒井顺子在《败犬的远吠》一书中告诉我们：女人有两种价值，自己挣来的和别人给予的，只有一种是不充分的：在这两种价值中，后一种似乎被认为高于前一种。东电女职员就是处在被这两种价值割裂的状态之中。即使不是东电女职员，“男女雇佣平等法”之后的女人，都曾体验过这种割裂吧。

可是，如果我们再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两种价值，不都是“被男人认可的价值”的别名吗？作为“父亲的女儿”，A子想像男人一样在公司里出人头地，希望被称为“女强人”；同时，她又渴望像个女人，作为性欲对象被男人选上。无论她的哪一种欲望，男人都处于“给予认可者”的位置。

而“给予认可者”自身的悖论，则是对“寻求认可者”的深刻而无奈的依赖。男人们因为对这个悖论懂得彻底而憎恶女人。所谓“厌女症”，不就是男人这种憎恨的代名词吗？

44. 的确，无论是赚是亏，前提都是要置身于“女人”的范畴之中，而成为“女人”是有条件的。“女人”的条件，是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没满足这个条件的，便不是“女人”。绝经的女人不是女人；失去乳房子宫的女人不是女人；丑女不是女人等等。这些女人，都被逐出“女人”的范畴

女人何时成为“女人”？“女孩”成为“女人”的变身时期，是思春期。小仓千加子对“思春期”下的精彩定义，换成我的话来说，即：当自觉意识到自己身体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时，便是少女思春期的开始，与年龄无关。所以，有七岁便知媚态而步入思春期的少女。从那以后，在漫长的人生中，女人的身体便一直经受被男人视线的估价。据说，有位患厌食症的女性在进入30岁后，感觉自己身体已经对男人失去了价值，她便开始放心地吃，终于长胖了。对于她，年龄与体重都成了退出“女人”范畴的策略。

45. 正统的异性恋夫妻之间的性爱，由此被置于特权地位。夫妻性爱的特权化带来了两种变化。一种变化是，原本存在于婚姻内外的性，被限定在夫妻之间；另一种变化是，在夫妻关系中，性爱原本并非必不可少的纽带，但现在却被置于核心位置，即，“性家庭”的诞生。

顺便提一句，在近代之前，对婚姻的诸总定义中，无论哪一种，夫妻间的性关系皆非必要条件。没有性行为，夫妻关系依然持续；没有生孩子，正妻的地位不会被动摇。

46. 夫妻之间存在“性交义务”，是在近代婚姻法之后。不，这个说法不准确。实际上，“性交义务”并没有作为婚姻的必要条件写进法律条文之中（所以实在没有必要对现在的“无性夫妻”大惊小怪），不过，夫妻离婚时，“对方不接受性交的要求”被视为正当的离婚理由。我们只是从这种司法判断的实例，反向推定“性交义务”的存在。当然，仅止于“性交义务”，并非“给予性满足的义务”…. . .

这种现象可以称为“夫妻关系的性化”（sexualization），不过，我个人更倾向于使用“夫妻关系的色情化”（eroticization）这一用语。因为我感到，夫妻间的性不但被特权化了，还有一个重大变化，是夫妻之间的性被“色情化”（eroticize）了。谈论“快乐”的话语，由此登场

权利对性的控制，通过对快乐的管理来达成，即“权力的色情化”，这才是核心所在。福柯称为“权力的感官化”（sensualization of power），此处的“感官”（sense）别无他义，直指“色情感官”（erotic sense）。

47. “性的隐私化”并不意味着性的压抑，而是使之特权化，并与个人人格相结合。

48. 自从性被隐私化以后，“关于隐私”就成为“关于性”的代名词。家庭成为“性家庭”；夫妻成为“性的纽带”的代名词；婚姻成为性行为的社会许可证；“初夜”宣告性关系的开始；“无性”被视为夫妻关系的“病理”…. . . 我们今天熟知的关于婚姻与夫妻的“常识”，由此形成。

49. 于是，对于强者，所谓“隐私”意味着不受公共权力牵制、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间；而对弱者，则成为得不到第三者的介入和保护、充满恐惧、必须服从的场所。

“隐私”所保护的是谁？是强者。性骚扰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性的弱势人群如此回答。

50. 可是，在近代的性观念中，却包含有“夫妻关系的色情化”，即“性满足的权利与义务”。

51. 快乐取代权力，可以实现终极的男性支配。可是，对于“权力的色情化”，我们不应该理解为“色情取代了权力”，正解应该是“权力以色情的形式出现”，或者反之，“色情以权力的形式出现”。“权力的色情化”一语所表达的，便是这样一种“性的近代”的形态。

52. 一对夫妻成为性别关系的象征，是近代社会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确立以后的现象。在重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中，婚姻完全不是对等的关系，连“对偶”关系也不是。妾是仆人身份，即缔结了专属合同的性工作者。对于日本的妻子，长久以来，性是“奉献”，是不能说不的“任务”，不是什么快乐。要是那些妻子知道了资产阶级的婚姻规范是“性快乐的权利与义务”，她们会怎么反应？真险，我差点儿就要说出“资产阶级社会在日本从未成立过”之类的话了。

53. 当今的皇太子在娶雅子为妻的时候，媒体报道，他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将竭尽一生全力保护你。”这句话，当时击中了多少日本女性的心！如果你也是被这句话击中过的女人中的一个，那证明你也是将“权力的色情化”身体化了的一个女人。“保护”意味着将人关进围栏之中，终生支配。无论那个围栏是温室还是监狱，无甚区别。果然，等在雅子前面的正是不折不扣的“被囚之人”的现实。而且，当一个男人“保护”女人时，他的外敌常常是比自己更强有力的其他男人。“保护”，不过是“所有”的另一种表达，却成了“爱”的代名词，这正是“权力的色情化”。我没有嘲笑皇太子的意思。年轻的皇太子应该是真心地用这个词来表达他的诚实的爱，可是“保护”一词的含义很明白地显示，男人的爱，只能以所有与支配的形式来表现。

54. 对于男人，异性恋秩序是一种证明男人为性主体的装置。在异性恋的装置之下，男人与女人并非对等的“一对”。男人处于性欲望主体的位置，女人处于性欲望客体的位置。这个关系在男女之间是不对称的。异性恋秩序是一种“命令”，要求男人不得以同性男人为性欲望的对象，他的性欲望对象只能是“非男人（即女人）”。反过来说，被男人视为性欲望对象的人，便成为“非男人=女人”。如果那个对象是男人，他便被女性化，被视为“像女人一样的男人”。在这里，“女人”的定义就是男人性欲望的客体。因此，不能唤起男人性欲望的女人，在定义上便不是“女人”。

55. 异性恋秩序的核心为厌女症。

56. 只要性别关系中还存在权力的不对称，女性之间的纽带即使存在，也与男人之间的纽带不可同日而语。因为，男性集团与女性集团相比，通过与同性集团的同化所能得到的权力资源多寡之差是压倒性的。谁愿意主动去与处于劣势的集团同化呢？即使女性的同性社会性欲望与同性恋之间有连续性，那也只是一种甘居劣势的不利的选择。与之相比，女人不如接受性欲望客体的角色。归属于男性集团，通过这种途径去寻求权力资源的分配。虽然这个途径只是间接的，但效率却更高，只要女人还是被置于围绕男人（被男人选上）的潜在竞争关系之中，女性之间的同性社会性纽带即使存在，也是很脆弱的吧。这正可以解释，女人的嫉妒为什么不是对背叛了自己的男人，而是指向同性的女人。

57. 超越艳厌女症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女人的路径，一条是男人的路径。

关于前一条路径，我要对一个广泛流通的误解作出解释，即“女性主义者也有厌女症”之说。对于此说，我们点头称是即可，没有任何否定的理由。原因之一，生于长于这个厌女症的社会，不被厌女症侵染的女人恐怕不存在。原因之二，女性主义者就是自觉意识到自身的厌女症而决意与之斗争的人。如果有女人自身完全不存在厌女症（那样的女人如果有的话），那她就不存在斗争的对象，也就失去成为女性主义者的理由了。如果有女人自身完全不存在厌女症，只为改变社会而斗争，那么，女性主义就不再是“自我解放的思想”。而只是“改变社会”的道具。这样的斗争，只是一种“强加的正义”，几乎可称不同文化的碰撞，两者之间不但不能对话，反而会以多数派对少数派的压抑和排除而告终吧。本来，何为厌女症，只有知道的人才能判定。许多女人正是因为知道了何为厌女症，才对此感到愤怒和痛苦。

58. 男性学指出，男人也为性别的束缚而受苦，但是，那不是后一种自我厌恶，即“不够男人”的痛苦吗？性弱者、不受女人喜欢、无业、自闭等等所谓的“男性问题”，表现出的是对偏离男性集团“规格”的恐怖和痛苦。“偏离规格”的男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日益走向孤立，是能够理解的。被同性集团排除的“没能成为男人”的人们，相互之间不可能团结。

59. 因为，无论怎么不愉快，我们都不能闭目不见的现实，就在那里存在着。而且还因为，我们同时也懂得，无论多么艰难，只要我们知道了那个现实，就有改变它的可能性。

60. 代译者后记：“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并非单独存在，而是与“厌女症”（misogyny）“同性恋憎恶”（homophobia）互为一体，三要素共同构成性别秩序。这里有三个要点。（1）男人之间的纽带，是一种“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2）为了维持男人集团的主体性和优越性，需要将女人“他者化”，视为欲望客体，加以蔑视。这就是“厌女症”。（3）为了保证男人集团中每位成员的主体地位，还要严厉清除同性恋。因为同性恋者把同性男人是为欲望对象，会使男人沦为欲望客体，扰乱男人集团的秩序，十分危险。这就是“同性恋憎恶”。

这种三位一体的解释方式的突破之处是，人们通常以为“异性恋性别二元机制”是一对男女之间的关系，但塞吉维克告诉我们，错了，并非“男-女”的关系，而是“男-男-女”的关系。男人之间结盟，女性处于男人集团之外，其功能只是使男人成为“性主体”。不过，正如上野在书中强调，当男人为维持主体地位而将女人置于客体时，其中潜藏了一个悖论：主体不能单独存在，必须依赖于客体方能得到对主体地位的确认，所以，男人在蔑视女人的同时又不得不依赖女人，对这种困境的怨恨，便是男人的厌女症的深刻纠结之处。